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界面新闻编辑 | 刘海川
当地时间2024年12月13日，欧洲管理学大师查尔斯·汉迪（Charles Handy）在伦敦家中去世，享年92岁。
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，汉迪就陆续前瞻性地提出了零工经济、远程办公、外包、三叶草组织结构等人性化的商业概念和理论。他对管理学的贡献不仅激励了商业精英，也启发了普通劳动者，成为研究组织文化的基础工具。
汉迪于1932年出生在爱尔兰基尔代尔郡的宗教家庭。在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大学就读期间，他就大量研读人类历史和哲学大师的经典、进行系统性的批判思考，为日后的高质量输出打下基础。例如针对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“人生幸福观”，汉迪将其理解为“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里做到最好”。
从牛津毕业后，汉迪于1956-1965年分别在东南亚和伦敦的壳牌公司国际部工作，一路升至营销最高管理岗位。在这期间，壳牌公司开始进行多元化发展，尤其是进军煤炭、核能和金属领域。之后他还在成立不久的地方电信公司Charter Consolidated Limited服务了一年。这10年的职场经历成为他后来写作的重要素材来源。
1967年，汉迪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学习组织研究。在短短一年求学里沃伦·本尼斯（Warren Bennis）等师长的谆谆善诱使他逐渐对企业管理及其运作原理产生浓厚兴趣，积累了理论基础。汉迪同时还抽空回到英国创办了英国首家管理研究生院——伦敦商学院。之后他决定从事教育工作，并在闲时开始演讲和写作。
为了有充足的时间来写作，汉迪在1981年决定成为自由职业者。从《通晓组织》开始，汉迪至今出版了至少20部影响深远的管理学著作，围绕商业社会中权力、角色、任务和个体多个纬度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，不仅提出了管理哲学和永续生存的企业观，还论述了在不断变革的社会中更为广泛的个体生存问题。
进入21世纪，汉迪在全球首个管理思想家排行榜（The Thinkers 50）评选中排第二，仅次于美国人彼得·德鲁克。伦敦商学院前院长里克曼（Andrew Likierman）称，汉迪打破了美国人在该领域的垄断。
他在麻省理工的导师本尼斯曾这样评价这位弟子：“如果说德鲁克确立了管理学的地位，那么汉迪则赋予了该领域的哲学气质和思辨的表达。”事实上，汉迪在多个场合强调自己是“社会哲学家”，而模糊管理学大师的标签。
在1989年出版的《非理性的年代》中，他指出未来社会是非理性的，只有那些打破传统思维模式的人才会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，人们应该拥抱变化而非抵制，任何组织要想取得成功，首先必须创造积极、强大的企业文化，同时帮助员工在竞争中全身心地坚持学习、脱颖而出。
其作品叙事的方法往往是“苏格拉底式对话体”，并频频使用生动的隐喻和创新概念。汉迪在早期多本著作中反复预言“三叶草”组织结构形式的出现：重要管理人员、承包商和兼职人员形成稳固的三主体。而在这种模式下，企业必须始终留住至少10%的核心成员，才能确保组织的持续发展。
他还在2001年出版的《大象和跳蚤》中形象地探讨大公司和独立劳动者的共生关系。在多年后的采访中，他透露写这本的初衷是想说明这一残酷的现实：很多人几乎没有经济独立的能力，只能依附于大机构，他们必须走出这个牢笼，掌握具有竞争力的生存技能，即成为顽强的“跳蚤”，而这当中职业培训机构的作用也很重要。
汉迪还主张，公司为了精简结构，其核心管理规模应该减半，个体薪金翻倍，产量提高3倍，这才是一个公司的获得生产力“P” （productivity）或利润“P”（profit）的关键。他将此归纳为一条公式：1/2×2×3=P。
汉迪常年保持写作的热情，即使是在晚年中风住院期间，也能说服护士允许他继续在病床上工作，探索组织中的人类价值观。
而随着人工智能的崛起，汉迪就自动化高速发展的风险敲响了警钟。他在2017年的一次演讲中说道：“如果一个组织完全数字化，那将是一个非常沉闷的，是人类灵魂的监狱。”
汉迪之所以取得巨大的学术成就，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家人的支持。在摄影领域颇有造诣的妻子伊丽莎白也是他的事业合伙人。汉迪决心全身心投入创作之后经常做义务演讲，家庭收入大降，于是伊丽莎白重新捡起了摄影师职业，以弥补家庭开销不足，她同时还承担丈夫的经纪事务和形象设计。
伊丽莎白在2018年3月5日的一场车祸中不幸去世。而汉迪去世那天，8名子孙围绕在床边，陪着他直到生命最后一刻。
